第2568章 朋党重事君臣忧（四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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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点也是朱载坖所深恶痛绝的，他在诏书们明确说道：“彼其一人之身而毁誉倏忽，爱憎随之，况积毁与群誉者哉。故明主之简用大臣，无他术也，慎其爱憎，而不以毁誉，则善矣。”

朱载坖明确表达了自己在用人上的态度，不以爱憎用大臣，不因舆论对大臣的毁誉而轻下结论，朝廷绝不接受这种以舆论来胁迫大臣，甚至于影响朝廷的政策，这些行为都是朱载坖所绝对不能允许的。

王锡爵也再次上疏，对于现在官员养望的行为提出严厉的批评，王锡爵在奏疏中说道：“正德以来，士多务虚誉而希美官，假恬退而为捷径，或因官非要地，或因职业不举，或因事权掣肘，或因地方多故，辄假托养病致仕，甚有出位妄言弃官而去者，其意皆籍此以避祸掩过，为异日拔擢计，而往往率遂其所欲。以故人怠于修职，巧于取名，相效成风，士习大坏。”

对于这些人，朱载坖命令吏部和都察院予以查实之后直接向朱载坖上奏弹劾，永不叙用，严厉打击这些出位妄言的行为，同时对于巡按御史、给事中等官员的权力也要予以限缩，再次重申不准风闻奏事，对于无端弹劾，或者是利用科道的监察权力打击政敌等行为，捕风捉影，诬陷官员的，反坐之。

刑部尚书蔡国珍则是上疏对于奸党罪的实施情况做了说明，本朝的奸党之罪，在应用过程之中，往往走向两个极端，要不进行无情打击，不惜以诛连九族而兴大狱；要不就置若罔闻，不惜牺牲现行的法律，以顺应所谓的人情。在洪永年间，经常使用奸党，屡兴大狱。

这样做固然是为了震慑一些不法之徒，但是也因此搞得官场人人自危，官员们不敢履职，这是大肆使用奸党的副作用。

而在洪永之后，这条罪名就被束之高阁，不再使用，实际上就加以废弛了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官员们就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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