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551章 阁部汹汹朝廷惊（三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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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并没有很多的党羽，想要依靠控制科道来达成目的显然是不行的。

而且王锡爵也很清楚，自己和朱载坖的关系也不支持自己这么干，因为高拱和张居正能够这么干，是因为高、张两人都是朱载坖的讲官出身，和朱载坖的关系十分之密切，能够受到朱载坖的信任，朱载坖也默许此事，但是现在时移世易，朱载坖正在准备内禅事宜，是不可能容忍王锡爵这么揽权的，这对于太子掌握朝政是极为不利的。

而且当时的情况是朝廷要激进的推动改革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首辅必须有很强的权威，也就是高拱、张居正等人所省议论，但是现在改革不必过于急躁，但是要更加注意兴利除弊，所以对于首辅的政治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

王锡爵认为，内阁部院和科道之间是互相制衡的关系，要保证这种关系的可靠，就必须要保证科道和部院内阁的相对独立，监察机构是监察机构，行政是行政机构，这点才是现在最为重要的事情。

王锡爵以刑名司法为例，就说明的此事的重要性，都察院作为最高监察机关，本应以纠劾百司为核心职能，却通过三法司会审的机制深度介入司法审判，这种职能错位在实践中演化为以监察代司法的权力越位。也就是监察权凌驾于司法权之上。

都察院所派遣的巡按御史既掌照刷文卷的监察权，又行磨勘卷宗的司法复核权，这种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的运作模式彻底消解了司法监督的客观性。

在地方的司法实践中，不管是按察使司还是大理寺、大理分司等，都不敢和御史对抗，于是就形成了按察使拱手，刑曹唯诺的奇怪现象，都察院甚至甚至明确“御史理刑，得酌情权变”的特例，致使同案不同判成为常态。监察权对司法权的肆意践踏，最终使“三尺之法，委于宪臣”，法条荡然，纲纪不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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