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507章 比来格物多难疑（七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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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倦勤之意，将举而授之，圣子乃先开议事堂，俘之参决，其望之重，爱之深矣。虽日:圣子生知之性不待学而能，至是闻见益广，情伪毕分，曾未旬日。寿皇已有谙知外方物情之喜，日久习惯，岂曰小补哉?  然则今日施设之美治功之盛，皆得之于家法之传，其视舜禹尤有光焉。”

对于高宗的禅让，群臣是予以极高的评价的，两宋的大臣们对于此事都是予以赞美的，他们认为：“尧以天下禅舜，舜  以天下禅禹，揖逊相继，可谓盛矣。然其传也，非夫子。至于成周，自文王传之武王，武王传之成王，父作子述，亦云美矣。然而未尝亲授受也。故夫  以父子之亲，行揖逊之道，其惟我国家乎?  仰惟高宗以知子之明，顺承天意，睿发神断，全以所付，界之寿皇。而我寿皇荷付托之，重十闰之间，兢兢业业，终始如一。用能增光大业，驯致王平。及夫倦勤万机，则又复举神器授之圣子。三圣矩叠规重，盖自开辟以来，所未有也，于皇休哉?”

在徽宗和高宗的两次禅让之后，在大宋形成了禅让的祖制，同时随着自北宋中期以来的儒学复兴运动  ，回向三代  、上追尧舜成为一股风尚，其中尧舜禅让更成为士大夫们所津津乐道的典故  。

所以自北宋真宗未然内禅直到宋徽宗内禅  ，士大夫们所高扬  的内禅之说由理论走向现实，并为士大夫群体公开表达各自的禅让观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  ，禅让政治与禅让思潮交互作用，成为了朝野互相呼应的一种极好的政治氛围。

所以使得两宋的禅让能够成为一个很普遍的事情，朱载坖认为这种禅让制度是很好的，内禅政治的积极意义在于，内禅是对皇位终身制的突破  ，有助于打破  “老人政治  ”，宋代  四帝五禅形成强大的政治冲击力  ，是对皇权的主动限制，这是朱载坖所希望看到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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